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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上的普洱茶，主要是云南茶的一個統(tǒng)稱，這一普洱茶概念里，有綠茶、有紅茶、有曬青茶、也有白茶。

從現(xiàn)代加工工藝上來看，其實和白茶最接近。

普洱地區(qū)產(chǎn)茶的文字記錄最早出現(xiàn)在唐代樊綽的《云南志》里面?！对颇现尽酚址Q《蠻書》，大約成書在公元863年左右，是樊綽跟隨經(jīng)略使蔡襲時,蔡襲為了對付南詔國，命樊綽對南詔情況進行調(diào)查搜集。南詔國（738年-902年），是古代國名，八世紀時生活在云貴高原洱海地區(qū)。樊綽在參考前人袁滋（749年－818年）所撰《云南記》跟韋皋(745年～805年)所撰《開復西南夷事狀》二書的的基礎上寫成了《云南志》。

? 書卷七《云南管內(nèi)物產(chǎn)第七》中說“茶，出銀生城界諸山，散收無采造法。蒙舍蠻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飲之”。蒙舍蠻是泛指，代表的是當時南詔國的各個民族。宋朝李石的《續(xù)博物志》里也記載道“茶，出銀生諸山，采無時。雜椒、姜、桂烹而飲之。”。這里可以看出的是，在唐代，普洱地區(qū)產(chǎn)的茶還不是現(xiàn)在咱們喝的后發(fā)酵的普洱黑茶，而是“散收無采造法”之茶，是原始的白茶?！对颇现尽烦蓵窃陉懹稹恫杞?jīng)》問世（780年）八十三年之后，所以說當時普洱地區(qū)的茶葉生產(chǎn)制作還是相當落后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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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銀生城，是唐代南詔國銀生節(jié)度區(qū)的首府。銀生節(jié)度又稱開南節(jié)度，管轄區(qū)域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西雙版納跟思茅地區(qū)。"銀生城界諸山”，顧名思義，指的是現(xiàn)在西雙版納跟思茅地區(qū)的諸多茶山。也就是清代檀萃跟阮福所說諸山。檀萃(1725年～1801年）在其《滇海虞衡志》中寫道“普茶名重于天下，此滇之所以為產(chǎn)而資利賴者也。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日攸樂，二日革登，三日倚幫，四曰莽技，五日蠻耑，六日慢撒，周八百里。”。阮福著《普洱茶記》說“普洱茶名遍天下，味最釅，京師尤重之。福來滇，稽之《云南通志》，亦未得其祥，但云產(chǎn)攸樂、革登、倚幫、莽枝、蠻專、蠻撤六茶山。而倚幫、蠻專者味最勝”。又說"本朝順治十六年(1659年)平云南，那酋歸附，旋叛伏誅。編隸元江通判，以所屬普洱等處六大茶山納地設普洱府。并分防設思茅同知，駐思茅。思茅離府治一百二十里。所渭普洱茶者，非普洱府界內(nèi)所產(chǎn)，蓋產(chǎn)于府屬之思茅廳界也。廳治有茶山六處曰倚幫、曰架布、曰峭崆、曰蠻磚、曰革登、曰易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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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起謝肇淛（1567年—1624年），這個人是很有點意思的。他是福建長樂人，字在杭，生于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，明代博物學家、詩人。入仕后，歷游川、陜、兩湖、兩廣、江、浙各地名山大川，博學能詩文，所至皆有吟詠。所著《五雜俎》為明代一部有影響的博物學著作，《太姥山志》亦為其所撰。謝肇淛具有唯物主義的觀點，在科學不發(fā)達的古代，很多人都認為，誰要是被雷電擊中了，就說明他做了壞事，遭了天的報應。而謝肇淛認為雷電擊人，不過是雷電起伏不定，人不幸遇上罷了。他憑自己對生活中打雷閃電的觀察進而得出結(jié)論---“雷之蟄伏似有定所”他通過觀察發(fā)現(xiàn)，家門前的烏桕樹每年初春都要被雷電擊中，因此得出雷電擊物擊人是有規(guī)律的這一結(jié)論。他認為，“如果說老天有眼，雷電擊人是有心的，那么枯樹畜產(chǎn)也會被雷電擊到，難道它們也做了什么錯事，因而遭報應嗎？”他還大膽地批駁傳統(tǒng)因果報應思想。他說，災祥的降臨都不是上天有意的，有人遇災反而得福，有人遇福反而遭禍，也有同樣遇到災禍就遭災或者同樣遇到好事就成就了好事，這其間并沒有什么規(guī)律。如果有人硬要去牽強附會，找尋其中的緣故，就十分滑稽可笑了。

我們大家都是好茶之人，在這個學習茶的過程中應該要有謝肇淛的這種求真的思想，不要人云亦云?，F(xiàn)在，很多人對一類茶的根本口感已經(jīng)偏離了，心靈雞湯的原因。被市場，被大師，被教主，被情懷，被文藝，帶偏了。老茶搞拍賣，新茶玩概念，歷史靠大師，真沒法看了。有人認為我花了多少多少錢，大師們都在喝什么茶，朋友們都在喝什么茶，我就喝什么茶，這樣才是最牛的，最高大上的。殊不知，車越好，跑得越快，反而離目的地越遠！

?? 再聊點好玩兒的。謝肇淛曾向袁宏道借抄《jinpingmei》。袁宏道也是位牛人。萬歷二十年（1592年）進士，歷任吳縣知縣、禮部主事、吏部驗封司主事、稽勛郎中、國子博士等職。他是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的主將，提出“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”的性靈說。與其兄袁宗道、弟袁中道并有才名，史稱公安三袁。由于三袁是湖北公安縣人，故其文學流派被稱作“公安派”。，袁宏道在《與謝在杭書》中曾說：“仁兄近況何似？《jinpingmei》料已成誦，何久不見還也？